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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读《乌合之众》会有什么感受呢，下面是本站小编为您整理的“中学生《乌合之众》读后感”，仅供参考，希望您喜欢！更多详细内容请点击本站查看。
中学生《乌合之众》读后感1
中华民族一直是个强调集体的民族。无论在文学表达还是日常表达中，人们往往更倾向于使用复数的“我们”和“咱们”而非单数的“我”。这种表达习惯的形成远可追溯到先秦的“保甲”制度，近到抗战、文革乃至今时今日的反日潮流，即使置于全世界的范围内，如此长时间、高强度的，对于个体间紧密联系的强调也是相当不可思议的。“团结力量大”，作为文革期间极为流行的一句口号，与同时期的很多其他口号一样，试图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极端粗暴的口吻做出某种笼统的、形而上的价值判断。在战争时期，这样的口号和标语显然是很有感召力的（或者说是很有蛊惑性的）。在文革时期，集体价值判断几乎全面抹杀了个人存在的价值，要质疑这样的一句话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显然也是不明智的。而随着改革开放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逐步的深入，一方面由于西方个人主义的文化冲击，另一方面，社会各界对十年浩劫的深入反思逐渐结成了丰富的果实，“团结的力量一定比个人大吗？”，“为了追求这种力量我们放弃什么？”“以及“这样大的力量究竟是不是好事？”等等问题逐渐清晰的浮出了水面。旧价值判断已经明显过时，而新时代的普世价值却迟迟没能成形。在这样的背景下，勒庞的《乌合之众》为我们提供了一面关照自身的镜子。一方面，作为一个心理学家，他以科学家客观的目光对大众心理做出极为简洁、直白甚至到有些残忍的解剖，将大众心理这股混沌的洪流分解为清澈见底到令人触目惊心的细流；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作为一个热情的法国人，其作品不时流露出对法兰西民族真切的人文关怀。试图以此对法国做出一个整体的判断是极为片面而幼稚的；尽管如此，管中窥豹亦可见一斑，这并不妨碍我们借着一个法国人的目光去审视法国的历史，并借此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做出更理性客观的判断。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完成于1895年，作为一本心理学专业著作，其中的概念及其表达都相当通俗易懂，不难看出它最初就是一本面向“大众”的“大众心理研究”。这种方法既是残忍的，同时也是极为有效的。勒庞在书中提出的许多理论，就其用词的犀利而言，绝不亚于鲁迅的讽刺小说。勒庞说：“所谓的英雄或暴君，从未真实的存在过，他们只是人们为了满足心理需要而杜撰出来的人物”，“候选人必须用最离谱的哄骗手段，才能征服选民，同时还要毫不犹豫的做出最令人异想天开的承诺”，这些话语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听来依然振聋发聩。在他的叙述中，集体的力量之粗蛮，方向转变之迅速，思维方式之简单，简直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勒庞的研究是否足够客观和全面，作为非专业人士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要将其生搬硬套于此时此刻的中国也绝对是不可行的。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其中对于“群体心理”，“群体意见与信念”的叙述，在当今中国社会的语境中是有一定价值的，是值得我们深入思索的。
“团结力量大”在五十年代后期开始长期被扭曲理解为“团结则战无不胜”和“团结则无所不能”，这是群体不承认障碍的一个表现。当全社会充斥着一种“只承认前进不承认停滞和后退”的氛围时，个人很容易被这种盲目的乐观主义裹挟，进而半信半疑的成为群体中推波助澜的“帮凶”。也正如勒庞所说，“并不是每个人都必然会被这种气氛感染，但如果他没有感受到这种情绪的话，那么他就会沦为群体情感的敌对方。”在特殊时期，这种“站在人民的敌对面”的行为可能带来不同程度的恶果，甚至可能招致杀身之祸。而在当今社会，这种自我意识的消融和群体情感的同化似乎不那么容易发生了，但在“天涯”和“猫扑”等网络论坛上，这种群体表达简单、夸张、粗暴、直白的倾向仍然随处可见。“暴民政治”是否随着技术的进步转入了更为隐蔽的表达空间？而在情感的表达上，“网友”们往往极其统容易受到暗示，逻辑往往也是极为简单的。由于基数的庞大（或者由于网络本身匿名的性质导致了这样的幻觉），网民往往包办了“执法者”和“审判者”的角色，“人肉搜索”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非道德行为确实值得谴责，但是在少数人的煽动之下，在融入集体时（虚幻的）强大力量面前，网民们往往容易产生极端的情绪，并选择用极端的语言来抒发自己的情感，用恶毒的语言攻击那些“没有感受到这种情绪”的较为客观的言论，更有甚者会将这种语言暴力转化为身体上的暴力。令人吃惊的是，这些“网络暴民”中也包括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甚至大学教授，在群体中，他们部分或完全失去了对自我语言和行为的自制，以一种近似于原始人的状态做出判断和行动。
就我个人的观点而言，这本书中的叙述不免有过分之处，对于群体的分析也仅仅止步于一种极端的绝对的情况。这与作者的个人情感和当时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介时法国大革命的余波尚未散去，勒庞不仅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更是作为一个法国人，对于动荡的社会环境和层出不穷的革命依然心有余悸。这种激进的表达虽有失偏颇，但也反映出作者作为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的形象。因此在内容上，我们也不需要全盘接受书中的观点，用一句老话来说，就是要“批判的”接受书中的观点。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当然要对人性的进步、法律的逐步健全充满信心，但与此同时，勒庞也我们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面对“团结”、“爱国”、“群众”、“人民”等“大而空”的表达时，如何保持独立的判断，如何提防“群体心理”的侵蚀，也是对我们素质的一次真正的考验。
中学生《乌合之众》读后感2
《乌合之众》被专家学者们公认为目前已知的最具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作者古斯塔夫·勒庞是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是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他以一个心理医生的视角，解剖人类内心中隐藏的心理毒瘤。于是这本连他自己都没太在意的书在1895年出版后，居然以平均不到一年再版一次的速度疯狂地传播着，至1921年已印到第29版。直至今日，这本著作依旧深深影响着当代社会，冲击着我们的内心世界。
不知是因为笔者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当中，从小接受着社会主义思想，还是阅历尚浅，以致于无法理解书中的某些内容。初次翻阅此书时，感觉作者的言论就像一把锐利无比的长矛，直击内心，文中充斥着“不得不克制”“消失得无影无踪”“不可能”“疯狂的愤怒”等一系列侵略性很强的字眼，对于崇尚“中庸”思想、凡是不说绝对的中华民族而言，似乎如此不可理喻和蛮不讲理。但慢慢沉浸于此书当中，又时时刻刻感受着其中的道理，似乎并非总是“一派胡言”。或许是习惯了戴着面具面对一切，当有人试图粗鲁的摘下你的面具时，会恼羞成怒，会气急败坏，然后指着他的鼻子骂一顿。无论如何，笔者在内心波动较大的情况下读完了此书，没有了初读的不解和不屑，也没有完全的认可。谨以此报告记录下感想，或许不知所言。
勒庞生于法国，成长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社会的大变革总是会由思想的大变革而起，并由思想的变革引导着社会的变革，社会的变革时期，又会再次催生思想的爆发。勒庞诚然属于后者，他在巴黎学习医学，1866 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之后，游历了欧洲、北非和亚洲，写了数本有关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著作。尽管他有广泛的联系和庞大的科研计划，但他强烈的愿望却从未实现过。大学的大门甚至科学院的大门都一直对他紧闭着。勒庞就这样被排斥在正式的圈子之外。或许正因为长期被排斥在社会圈子之外，勒庞作为一个“旁观者”看透了这些“圈子”，或者说是这些“群体”的丑陋和肮脏之处。又或许是因为如此，勒庞丝毫不掩饰对这些“群体”的反感和厌恶，他将内心感受化作锐利的文字，试图刺穿这些“群体”光鲜面具下的丑陋，他的文字充斥着不加掩饰的侵略性与破坏性。
勒庞在文中指出，“不同的原因决定了群体所特有的，而孤立的个体并不具备的这些特征的外在表现。首先，组成群体的个人，仅仅从数量上考虑，感觉到了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这种感觉让他屈从于自己的某些本能，而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他不得不克制这些本能。他忍不住产生这样的考量：由于群体是匿名的，因而无须承担责任，于是，一直约束着个人的那种责任感便消失得无影无踪。”笔者对此观点是赞成的。拿中国历史而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期，正是这种“群体力量不可战胜”的思想控制着当时的人民。领导人过分相信“人多力量大”的观点，认为只要人多并团结起来，三年即可赶英、十年即可超美，在领导人的号召下，民众对于群体的力量深信不疑，“浮夸风”“放卫星”充斥着整个国家，“亩产万斤”已是平常，“母猪赛大象”也不是传说。在这个以全国人民为每个个体的群体里，没有人会考虑科学，没有人会静下心来想一想是否存在可供全社人吃一年的母猪。或者说，有人会想，但不敢说，正如诺依曼的“沉默的螺旋”理论所言，在一个数量如此庞大的群里中，任何反对的声音都会被淹没在浪潮当中。结果，这场有些莫名其妙的大运动几乎使建国后几年的建设成果付之东流。放至现代社会，“中国式过马路”便是最好的证明，一个人并不敢闯红灯，即使他很赶时间很想闯过去，但个体力量的渺小会让他克制这个想法。但当数量增加，当身边的人都想闯红灯，他们便在无形当中形成了一个群体，每一个个体都感受到了来自群体的不可战胜的力量。在“法不责众”的思想下，一直约束着每一个个体的责任感便消失了，他们无所畏惧的行走在红灯之下。
“对群体中的个人来说，不可能的概念消失了。一个孤立的个体清楚地知道，他独自一人不可能火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便有这样做的诱惑，他也会轻而易举地抵制这种诱惑。一旦成为群体中的一员，他就会意识到人多势众所赋予的力量，让他萌生杀人越货的念头就足以使他立即屈从于这样的诱惑。意料之外的障碍将被疯狂的愤怒所摧毁。”这是勒庞对群体作案的认识，如前文所言，群体相对于个体而言无疑是力量的巨增。但当不可能的概念消失，当不可能变成可能，究竟是好是坏？笔者认为，作者勒庞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其中的消极影响，但直接否定了其积极影响，人多势众所赋予的力量并不只是会产生杀人越货的念头，意料之外的障碍也许本就应该被摧毁。在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中，中国能够迫使当时不可一世的美国在停战协议上签字靠的就是群体的力量。武器落后、后勤跟不上，除了人数上的优势，解放军一无所有。可以说，在当时各国的眼中，中国对战美国就如同螳臂当车，结果不言而喻。但正是因为群体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才有美国在对外战争中的第一次败北。
19世纪70年代的巴黎公社时期，发生了“巴黎围城”事件，顶楼的一缕烛光被看作是发给围城者的信号，尽管只需片刻思考就能知道，几英里之外的地方根本看不到这烛光。勒庞这样评述此事中的群体心理“群体永远徘徊于无意识的边缘，随时准备屈服于一切暗示，拥有不受理性影响的生命所特有的一切狂暴情绪，它们丧失了一切批评能力，除了极度轻信之外，别无其他可能。”，勒庞认为群体具有易受暗示和轻信的特点。由巴黎围城，笔者想到了我国三国时期的“空城计”，面对魏国大军，孔明不慌不忙的走上城楼，抚上长琴，并吩咐下人大开城门，拿上扫帚在城门口清扫。面对此景，赶来的魏国大军停在了城门口，精于算计的司马懿望着身后的大军和城楼上淡定的孔明，选择了撤退。我们将司马懿领导的魏国大军看做一个群体，便不难发现这个群体对司马懿的影响。司马懿的指示决定着数万大军的生死，所以此时此刻他丧失了理性的思考能力，除了极度轻信外别无选择。如果城内藏有蜀国伏兵，魏军攻入城内就可能全军覆没，即便那只有千分之一的可能，司马懿也要选择相信，纵然那城内只有两千老弱病残。
勒庞在文中还表示“历史作品必须被认为是纯粹想象的产物。它们是对一些观察得很不准确的事实所作的凭空想象的记述，同时伴随着一些解释，作为思考的结果，写这样的书完全是浪费时间。倘若过去没有给我们留下它的文学、艺术和纪念碑式的作品，我们对过去时代的真实情况将一无所知。那些在人类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伟大人物，比如赫拉克勒斯、佛陀或穆罕默德，关于他们的生平，我们有一句真实的记录吗？十之八九一句都没有。而且，事实上他们的真实生活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我们想知道的是，通俗传说如何表现我们的伟大人物。在群体的头脑中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正是传说中的英雄而不是实际上的英雄。”对于此处，笔者认为作者实则有些将传说与历史混为一谈。诚然历史中的记录，很多都不是其作者亲身经历过的，但将其定义为“纯粹想象的产物”便是过于偏激了，距今两三千年甚至更远的时期，很多历史的了解都必须来自史料记载，当然还有其考古研究。对于几千年前的历史研究，无法过于苛求其真实，但并非因为真实无法得到保证这段历史便毫无意义，其艺术和文化方面的研究则是意义所在。而距今较近的几百年前，历史作品的真实性便是第一要务，如果真实性欠妥，说其毫无意义也无可厚非。至于作者文中提到的“传说”，笔者认为那确实不算真正的历史，也正因如此，纯粹想象的产物又如何可被称为“历史作品”？
作者在文中最后说道，“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从野蛮状态发展到文明状态，然后，当这个理想失去优点时，便走向衰落和死亡，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循环过程。”或许这就是《乌合之众》的当代意义所在，纵然书中有些言论看来过于偏激，却不影响其文学地位。盲从中带点理性，迷信时带点怀疑，这是对社会所有“群体”的告诫和启示。
中学生《乌合之众》读后感3
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勒庞，以研究大众心理学著称。他认为现代生活逐渐以群体聚合为特征。在《乌合之众》中他指出个人一旦进入群体中，他的个性便湮灭，群体的思想占据主导地位；而群体的行为表现为无异议、情绪化和低智商。
“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行动。它们目前的组织赋予它们巨大的力量。我们目睹其诞生的那些教条，很快也会具有旧式教条的威力，也就是说，不容讨论的专横武断的力量。群众的神权就要取代国王的神权了。” “一些可以轻易在群体中流传的神话所以能够产生，不仅是因为他们极端轻信，也是事件在人群的想像中经过了奇妙曲解之后造成的后果。在群体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最简单的事情，不久就会变得面目全非。群体是用形象来思维的，而形象本身又会立刻引起与它毫无逻辑关系的一系列形象。我们只要想一下，有时我们会因为在头脑中想到的任何事实而产生一连串幻觉，就很容易理解这种状态。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群体对这个事实却视若无睹，把歪曲性的想像力所引起的幻觉和真实事件混为一谈。” 暴民是缺乏理性经验的群体，当对发生的种种事件缺乏有效的理性思考，就只能通过自身的感知经验和道听途说进行联想，并为之找到联系。比如“西方媒体批评”——“反华势力”——“八国联军”——“保家卫国”一样。
“群体表现出来的感情不管是好是坏，其突出的特点就是极为简单而夸张。在这方面，就像许多其他方面一样，群体中的个人类似于原始人，因为他不能作出细致的区分，他把事情视为一个整体，看不到它们的中间过渡状态。群体情绪的夸张也受到另一事实的强化，即不管什么感情，一旦它表现出来，通过暗示和传染过程而非常迅速传播，它所明确赞扬的目标就会力量大增。” 群体表现出的感情是无法复杂和具有深度的，因为他在集合个体时必须选取明确的，具有共性的情感指向，比如仇恨，热爱等等。这样才能在简单和宏大的群体活动中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任何可以深入解析的可能都不会被允许存在，因为暴民个体的狂热无法接纳这种可能，而且它将给群体内部带来争议，从而引起分歧。
人有模仿他人的倾向，心理学上称之为“同步”。由于人天生都是自恋的，所以爱屋及乌，会喜欢与自己相似的人，即“认同”。为了让其他人喜欢自己，以便搞好关系实现合作，人会模仿其他人，即“求同”。“认同”与“求同”合并在一起，就是一种“同步”。商家就很懂得利用“同步”赚钱，超市里那些免费品尝的甜点，在“同步”作用的帮助下，总是能让消费者乖乖地买下自己本不必买的东西。此外，销售人员千方百计地与消费者套近乎，也正是为了博取一种“同步”。乌合之众的盲从，正是“催眠”与“同步”共同作用的结果，催眠使我们变成了盲目之辈，而极端强化了“同步”效应，使得我们不受理性与道德的约束，做出不可理解的事情来。“自信”是抑制“催眠”的良方，“谨慎”是把握“同步”分寸的要领。
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事件都可以证实庞德的观点。新闻媒体或者说新闻媒体背后的利益集团利用舆论为博取自己更多眼球，骗取点击率等不顾事实按照自身需要，或按照社会普片关心方向片面报道的行为。例如最近发生的辱母杀人案，关于案件的报道都集中于法律不如道德，司法腐败，司法不独立等敏感的、当下热点的问题。舆论风向把群众关注的焦点完全带偏，而群众也自然而然的朝着这条线走下去，群众一边倒的为于欢感到不公，支持杀人行为，要道德不要法律。显然这样的舆论是片面的，群众面对这样的事件就显得情绪化，对大家认同的事情无异议。但是群众喜欢关注谈论他们想要的新闻事件，媒体也喜欢按照这样的方式报道新闻。
但是《乌合之众》也有其局限性，如作者因群体的非理性性质和表现而对它持鄙视和恐惧的态度。他说：“个人在群体影响下，思想和感觉中道德约束与文明方式突然消失，原始冲动、幼稚行为和犯罪倾向的突然爆发。”但同时他又认为群体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因而是世界潮流的引领者。但这种内在矛盾并未减损其思想学术价值，而是为后来者开启了更深入研究的空间。
中学生《乌合之众》读后感4
刚刚翻看《乌合之众》的那几个小时里，我的内心塞满了对庞勒有关群体心理理论的认同感。尽管或许受时代限制，对于书中的一些内容我无法赞同，但是仅从群体心理的理论解释角度而言，这本《乌合之众》让我拍手叫绝。在作者的阐发以及举例中，我看到的是当今社会种种与之类似的社会现象。这样一本来自一百多年前的理论书所引发的共鸣感，让我终于明白为何它在社会现象类作文范本中的出镜率如此之高了。有人说它具有前瞻性，有人说是因为我国真正落后了西方国家一百多年，而我的观点是，这种无论时间、空间上的差距有多大，群体心理却异常契合的现象，或许恰恰说明了这样心理是来自人类本身的。
人类都是由人猿进化而来，追根溯源说白了也就只是万千动物之一，也具有动物都具有的特征。尽管人类经过多年进化、受教育、思想在一个又一个文明时代中更迭，但仍是有着动物的属性的。当人作为一个个体行动时，他的理智总是大脑的主要操纵者，由此他可以判断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错的，从而避免错误。而当人作为群体时恰恰是情感作为大脑的主要操纵者。所以群体的特征往往是冲动、易变、急躁的。因为我们自原始时代继承而来的破坏性和野蛮的本能潜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当他进入一个不负责任的群体时，因为知道不会被处罚，这种本能便会得到更加彻底的释放。庞勒称群体为“无名氏”，因为群体的数量庞大，群体中的个人难以被追究责任。所以他们对于责任的约束感就会完全消失。这样的心理让我不免联想到了，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网络暴力情况。键盘侠们在一个匿名的网络群体中肆无忌惮地发表自己的观点，甚至是辱骂诅咒某一个人，有时便会演变成“怒怼”。这样的行为根本就并非什么直率而是一种因不用负责任而产生的无所顾忌。甚至有一些人根本不知道事情原委就会随大流去指责某件事或者某个人，这便是群体对于个人的同化作用。
庞勒说“一个群体中的个人，也不过就是沙漠中的一粒细沙，可以被风吹到任何地方。”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的恰当，生动形象的体现了个人被群体化后的表现。这也是为何如今随波逐流现象愈发强烈的原因。在之前所说的网络暴力的例子中，体现的不仅仅是群体易冲动，易急躁、易变的特征，还有的是他们易受暗示、易轻信他人以及具有非常偏执，且强烈的道德感的特征，在网络上便会形成所谓的道德绑架。群体往往不善于思考，他们只会单纯认定一种真理或缪误。因为他们具有太多的“脑子”了，而这么多脑子中只有一种思维，便是群体的思维。这是庞勒口中的群体积累在一起，只有愚蠢，而不是聪明。这是个人意识在群体中不断缺失的体现，这样一种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得势，会让人完全完全服从于使之有意识人格消失的人，甚至在暗示下做出一些有违常理或者与他性格矛盾的事情。人们会因为自己强烈而偏执的道德感去迫使他人做一些满足他们道德感的事情，例如在一场灾害中强迫富豪捐款、公交车上不考虑他人身体原因便强迫其让座等等，倘若你选择了拒绝，便会有一群人蜂拥而至对你加以指责。这些举动在群体看来是替天行道。然而现实是人们在不明真相下的指指点点，或许对于当事人而言才是最为痛苦的，那些顶着道德光环的人或许才是真正的施暴者。
所以在社会进步层面上而言，对于个人，有意识人格的保留就会显得非常重要了。不盲目轻信他人言论，不盲目选择被迫社交。作为个人我们能做到的，只有让自己的思想不成为他人的跑马场。要做到保留自我意识最重要的便是对于自我的认可，唯有自信于自己的观点、对于是非的判断，才会做到坚守。
而在群体方面，一个积极的暗示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群体根本没有预先策划。他们可以被最矛盾的情感所激励，但是又经常受当前刺激因素的影响，他们就像被狂风卷起的树叶，朝着各个方向飞舞，接着又落在地上。”这样的一种比喻生动形象地说明了群体的“可塑性”。他们并非都是负能量的集合，某种程度上而言，刚刚形成的群体就像是一张白纸，最后成为怎样的一张画取决于沾有色彩的画笔。一个积极向上的暗示可以使得群体向一个好的方面发展。暗示会在群体中形成一种信念，而信念正是一种文明的基础。群体会为了某一种信念的成功而舍身取义，所以古往今来，在乱世之时会有各种理念的革命去推翻原有依然衰败的制度，去创造新的制度。而在盛世安稳的时代，群体理应是一种稳定剂，是真善美的践行者。唯有群体具有正确的价值观了，社会才会愈发向上，一个国家名族才会稳定进步吧。
中学生《乌合之众》读后感5
如果我们承认马克思关于“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的论断是对的，同时承认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关于“群体在心理学上是幼稚、无知、无理性且容易被利用的”。那么我们就能够轻易的明白为什么某些人总是强调“这是人民的选取”或者说“这是历史的选取”了。
其实在读这本书前，我对于马克思关于“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句话是比较坚信的。也许我这种坚信恰恰是如乌合之众中所说的那种身处于“无知的群众”中的一种无理性的被绑架的坚信。正因从历史的大趋势来讲，社会国家乃至世界确实是在向着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方向发展，这不正好说明了“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么？
但是事实是我们在历史上几乎看不到人民群众对历史的方向有什么明确的利己性倾向。群体能够在某一个时段将一个有利于自己的政府扶植上台，同时又可能正因一些根本无法确定的谣言立刻将这个政府踢下台去。而在历史上起着决定性的把握历史方向的关键因素并非群众的意见，而是那些能够引导群众力量的个人或至少一小群持续头脑冷静和清醒的人。
也不必须持续清醒，有的时候这些领导者本身也并不清醒，他们可能耽于自己完美的政治信条或宗教信仰之中。但关键的是，需要这么一个核心似的“英雄”将这一切的信条、理念、信仰化为一种不可量化的“情绪”，才能使之最终被“群体”所理解。
根据庞勒的理论，在讨论各种因素对群体的影响的时候，理性是放在最后一位的。几乎没有人能够在一个群体中以个人智慧为整个群体智慧添光增彩。群体智商必须且永远是低于组成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人的智商的，且这种差距随着组成群体的每一个个体的智商的增高会越拉越大。
而且这种现象不仅仅出此刻历史中，即便是在现代，在一个民主国家的法庭上，在陪审团中。这种现象也十分普遍，在一些案件的审理之后，陪审团中的单个成员在理解采访时纷纷表示如果重新让他选取的话，他不会给出这样的结果。
虽然庞勒对于各种因素对群体的影像的排列并不完全可信，比如他将“种族”排在第一位，同时他也是个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者。但是我仍然认为他的论述在某些方面是成立的。比如教育、理性这类因素对群体的影响十分之低，群体永远对最简单最直观最感情化的口号做出用心的反映（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但是对长篇大论式的论述报以消极的态度（懒得去支持或反对）。
基于此观点，庞勒同时提出了另一个观点：一个社会的高等教育普及度越高，对社会本身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好事。甚至可能对社会生产有阻碍作用。作为一名资产阶级的心理学家，在这一点上，庞勒很大程度上是在为当时逐渐兴起的共产主义户外找一个邪恶的理论支持。他认为正是正因高等教育的普及，才导致马克思这类“厌恶的人”的出现，然后最后导致一群工人被“煽动”进行罢工最后导致了社会生产的停滞。
抛开阶级，我们能够认为庞勒的着个观点有必须的正确性。在历史上，成为群众并没有门槛，但是成为引导群众的“英雄”或负面作用的“反英雄”是有门槛的。一个英雄或反英雄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与个人道德情操、教育水平、家庭环境等许多“个人素质”有着至关重要的关联。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拥有成为“英雄”或“反英雄”的潜质。如果是在一个动荡的战乱年代还好，如果在一个和平的稳步发展的社会下，成为“英雄”的机会很少，那么这类人中就有很多选取去做一个“反英雄”，按照庞勒的话说就是成为“马克思”。
而事实上，在战乱动荡的年代正因客观原因不可能做到普及高等教育。因此普及高等教育这个命题就等于制造反英雄。
在论述这一观点的时候，庞勒还准确的预言了我们此刻的一个社会现象：学历歧视。
架设我们有一个前提，社会中的高等职位永远少于低等职位。而且我们也永远不能想出一种使得扫地工人务必掌握微积分和概率统计才能扫地的方法。
那么如果我们的高等教育仅仅是精英教育，只有少部分人能够获得高等教育。且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数量刚好等于社会需要这些人才的数量。那么一切安好，社会和谐，没有人会因此而产生什么矛盾。
但是如果我们的高等教育变成了普及教育，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高等教育。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获得与其知识结构相符的高等职业。而绝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务必去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同干那些不需要高等知识结构的职位，他们必然心有不甘，这种不甘最终可能导致某种很严重的后果。同时，那些从事高等职业的高等受教育者正因同情，会人为地提高那些低等职位的进入门槛，最后会造成超多的社会浪费，阻碍社会生产的发展。
另外，由于高等教育的相对普及，高等受教育者会对低等受教育者进行学历歧视。随着社会高等受教育者的比例增高，这个歧视会越来越严重。
这两方面综合起来的结果就是高等教育越普及，社会矛盾越大（高等教育者与低等教育者），且会出现越多的不稳定因素（闲置的高等教育组合），且越来越少的实干者（缺少的低等教育者）。
最后，你会发现其实庞勒这个帮忙“资本家”剥夺工人学习权利的理论支持最后会得出一个完全正确的结果。而且，我们此刻的社会还确实就在他的预言下继续前行着……